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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习惯与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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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习惯与不断超越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2-11-12 * 浏览 : 218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些论题和观点颇具有挑战性。如此是说,是以为它是对以往史学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学的一种突破和超越,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本身这一统一命题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本文拟从自有思维习惯与不断超越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一、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背景的分析,打破了阶级斗争学说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理论教条。

托克维尔分析道,当时的法国“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路易十六的朝廷是“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它“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的苦难的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以前是找不到的”。至于针对人们普遍认为路易十六朝廷的专制与残暴,他补充说“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实在并不新鲜”。托克维尔最后得出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前面的那个政权”确切的说就是路易十四政权—光荣的,政治全能主义的--君权无限扩张、私权无限被压缩的政权。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是法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最为开明的时期,而正是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政府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社会已非康乾时期政治全能主义的社会,结社、办报已相对自由;而慈禧历经逃难,亲眼见到民生凋敝的状况,在宫内也是整日以泪洗面,“统治在失去权威的情况下,往往会成为真诚的改革者” ,此后的辛丑改革涉及到军事、行政、法律、教育、城建、实业诸多环节,其深度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并且更重要的是,新政是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全面实施的;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势力正积极参政、议政,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在不断建立、筹划和执行,正是一个思想控制有所放松,正致力于渐进改革的政权却反而成了革命的目标。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用萧功秦的说法就是晚清政府权威合法性的急剧流失,逐渐丧失了对本国臣民的镇制力。尽管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善政不善,改革的效果不甚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转而弊民。“或徒列名目,不能实力奉行;或徒袭皮毛,卒无成效” ,“久而久之,规模则无一不备,效验则无一可期” ,中国士绅和民众对辛丑变法的不满日益积聚。晚清政府权威日益丧失,他无力控制从旧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从而使一场改革最终演变成革命。

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就要正确处理其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不仅要处理好改革者之间的矛盾,在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也要寻求一种沟通信息的渠道,对民间的呼声和要求,不能一味地延续专制体制下强势打压的思维定势。在由改良向革命的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铁路风潮中,政府和社会力量信息沟通渠道的缺乏成为重要的因素。商办铁路高潮产生许多弊端,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极为迫切,而民间资本却远远不够。单就川汉铁路来说,自商办之后的数年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有人估计,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九十到一百年时间才成。另外公司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借公济私之行,所以成绩不好,进展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一说实乃张之洞授意)乃奏请借外债修路,将这两条铁路都收归国有。因商办铁路无法进行,故铁路国有无可非议。借外债建设更是一种开明的举措,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的协定不仅利息低,而且不附带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政治条件,何况明确规定修筑铁路优先采用中国产品和给予中国对贷款国产品的监督权,这个协定远非卖国协定,也非于民国时期孙中山以浪漫主义的激情提出利用外债和给予外人经营权为代价修筑围绕地球四十圈长的“国有铁路”计划,反而正是这件事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铁路国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来可用法律程序来解决,政府可以将各种信息彻底公开,但清廷却试图用权威来解决,严谕“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并派端方带兵入川,最终激起了川人的武力保路斗争。在这整件事当中,清政府在丧失了权威的情况下,却是惯性的试图利用权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求一种与民间力量信息沟通的渠道,最终导致措置失宜,革命爆发。

受阶级斗争史学影响,不少人还存在着“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的思维定势,然而,不管是法国的大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命题,革命并非是在苦大仇深的压迫强烈的社会中爆发的,革命恰恰是在那些最为繁荣最为开明的时期爆发的,其中的缘由也许更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

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何以大革命中人们对平等的关注要甚于对自由的关注?托克维尔亦说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确。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就要先从当时法国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來探讨。

首先是贵族和平民以及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8世纪的法国领主已经失去政治权力,他们不再对民众进行管理,只是保留有免税权和一部分经济特权。这些权利或多或少都与土地或其产品有关;全都损害土地耕种者的利益。这必然与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并完全摆脱领主统治的法國农民产生激烈的矛盾,从而使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自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军役税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当军役税是平民交納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大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军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中,并且征税不平等,就使贵族的处境更加孤立,它和民众的矛盾亦更加尖锐。

其它阶级可以跨越和贵族的障碍,成为新贵族,从而享有贵族特权,这些特权对于原阶层的人来说是难于忍受和可耻的。贵族授封制度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

其次是城市资产者与郊区农民以及城市下层的分离及矛盾。富裕平民蛰居在城市,成功的逃避了征收军役税的义务,但他们却对依然留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动和事务变得完全陌生。他们的生活此后只有一个目标: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为政府官员,从而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敌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妒嫉非常显而易见。在资产者眼中,甚至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也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了敌人。他们确定的本地开支大部分均转嫁给下层阶级单独承担。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

另外,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非常艰辛。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确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两个世纪以来,农民的军役税负担增加了十倍,另外还增加了无休止的劳役负担,农村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

由于各阶级存在上述关系的不平等,资产者与贵族、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之间彼此隔离,完全孤立,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不能组织起力量约束政府和援助政府。尽管路易十六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地时期,但正是由于它的繁荣,才使人们对于自身的不平等的捐税剥削如此敏锐,一方面他们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它们的财产又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因此,痛苦减轻了,感觉却更加敏锐。不同阶层的人都关注自身的不平等状况,他们的愿望都不同程度的表达在陈情表中,“我仔细阅读了那些陈情表…..我注意到,有的人要求修改某一法律,有的人要求修改某一惯例,我逐条做了笔记。就这样,我啃完了这些卷帙浩繁的资料;当我把所有人的愿望集中起来时,吃惊地发现他们的要求是有系统地同时废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法律和所有的惯例。”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为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敏锐。

为什么大革命中人们对平等的关注要甚于对自由的关注呢?其实这也与各个阶级存在着上述种种的不平等关系密切相关,而这些所谓的不平等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与其说人们在大革命中对平等的关注要多于自由,倒不如说人们是对利益的关注甚于精神的追求!平等关乎自身利益,自由关乎自身精神,对于民众来说,利益的追求更现实得多。何况在法国长期的君主制统治之下,法国人民骨子里的一点自由精神也是病态和不正规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

关于平等与自由关系的讨论,很多人认为平等和自由似乎是一组悖论,大致意思是说人的才能有高低之分,才能高低有别的人怎么会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我认为不然。如果这样去理解平等和自由,自由岂不是成为了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而平等也被当成了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 所谓平等,更多的应该是机会的平等,而非分配的平等。人的能力有高低之分,但都应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在机会的给予方面不能厚此薄彼。自由和平等绝不是悖论,“自由、平等、博爱是不能分割的统一的价值整体,其核心是博爱。”“没有了博爱,自由就是心安理得地制造差别,恃强欺弱;同样,没有了博爱,平等就是光明正大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只有博爱,人们才可能在自由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实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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